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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纯债价值可以视作转债价格的理论下限。由于转债产品的票息很低，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违约事件，因此纯债价值常被视作转债价格的坚实底线，价格跌破债底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转债也存在跌破债底的可能性：1）市场认为发行人具有实际违约风险；2）发行人有被调低信用评级的风险（意味着未来计算纯债价值的贴现率会升上，现有的纯债价值很可能下降）；3）发行人出现影响较大的负面事件，造成转债的短期抛售。其中，在第三种情况下，若负面事件没有致使公司出现违约风险，转债价格跌破债底的局面也通常会得到修复。

很快，国务院便决定成立一个“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专门研究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由我任组长。为了能够与财政方面的改革协调配合，中央指名财政部副部长谢明加入，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注重年轻人的意见，又点名让当时还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三位年轻专家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加入到小组里来，此外，研究小组还吸收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学习的吴晓灵等同学也参加进来。我们深入基层去做调查研究，请国际上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来讲课，同时，也组织国内各界专家开会研究讨论，最终在这年12月底提出了一份包括四大目标、八大重点的深化改革方案，经人民银行党组讨论通过后，上报给国务院。国务院领导基本认可了这个改革思路，但是由于当时我们正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份改革方案被暂缓讨论。后来这个方案交人民银行分行长会议讨论，又经多方面意见汇总、系统整理后，1985年1月又向国务院作了一次汇报，汇报之后，金融体制改革内容正式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并于1985年10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

1990年深圳试点中出现了股票热，紧接着上海也热起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人主张把股票试点停下来，股票市场面临被关闭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同志在参加深圳和珠海特区十周年大庆后，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找我谈话，详细了解了股票试点的情况，他最后明确表示，可以把上海和深圳两个试点保留下来，股票市场的实验也才得以继续。

事实上，考虑易到的前老板贾跃亭和恒大地产的掌舵人许家印近期的爱恨纠葛，当下业界的普遍观点是，易到能找到恒大地产当救星可能性并不太高。这在另一方面也反应了易到当下需求资金的困难程度。2017年韬蕴资本接手易到的时候，当时的专车市场上，留给易到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2018年网约车市场大整改，新玩家不断涌入的情况下，易到在专车市场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弱。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环境并不太美妙的当下，滴滴都喊着要裁员过冬，易到的大股东韬蕴资本想找到愿意接盘易到的买家并不太容易。

贸易战“绑架”G7议程主持会议的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诺5月3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贸易”是这场会议“第一位和最重要”的话题，可能出现“有挑战性的讨论”“摩擦”和“语气强烈的措辞”。莫诺去年受邀出席姆努钦的婚礼，把后者称为“朋友”，但涉及美加贸易摩擦，他说会向美国财长清晰表明加方立场，即“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把加拿大视作安全威胁都是一种荒唐想法”。

累进利率的设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转债发行人的促转股意愿。若在转债的生命周期早期达成转股，那么发行人便不必再支付后续越来越高的票息与到期赎回时的补偿金额和本金。因此，通常发行人希望转债能够尽早促成转股。转债的纯债价值一般由现金流贴现法进行计算，折现率则通常采用对应期限和主体信用评级的中债企业债到期收益率。特别提醒，随着转债存续期的加长，其剩余的票息会越来越高，并且最后一期到期赎回补偿的折现因子也会变小，因此发行时间较长的转债，往往会在同等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纯债价值。